——从“于芬PK周继红”和“宋祖德‘诽谤’谢晋”事件看立法规范国家机关的一般行政行为的必要性

　　 在“金融风暴”席卷全球之际，我不知道除了文体爱好者外，还有多少人在关注“于芬PK周继红”和“宋祖德‘诽谤’谢晋”事件，我也不知道，在关注者又有多少人不是带着感情去单纯判定当事人的过错；但我敢肯定，只要是一位真正的法律人，他就必然不会因认为这仅仅只是一般的文体事件而不加关注，因为，这两起事件都涉及或渗入了国家机关的行为，而国家机关的行为和私人行为是不同的，它是必须、必然、必定要接受法律规范的。

　    作为一位文体爱好者，我也在心中权衡过当事人的对与错；但作为一位法律人，我清楚，不经过法定的程序和法定的机构，这两起事件当事人的是与非是不可能有最终的定论的。

　    然而，尽管事件当事人的是与非暂时或永远（如宋祖德“诽谤”谢晋事件中，宋祖德不愿或不能公开证据或谢晋夫人不启动司法程序）都不可能有最终的定论，但笔者认为，在这两起事件中，有关国家机关至少存在以下违法或不当行为，则是确定无疑的：

　    1、国家体育总局将举报交给被举报者之一——游泳中心自己调查；（至少不当）

      2、游泳中心在“正在与本人（带领）核实”的情况下就断言奖金发放没有问题；（包庇或渎职）

      3、检察反贪机关对如此已经引起公众极大关注、极有可能涉及贪污和渎职犯罪的事件公然漠然置之。（渎职）

      4、国家广电总局公然宣称一个尚无任何定性的“诽谤”者是害群之马，并要“协调”予以“清除”。（滥用职权）

　    所谓“管中窥豹”，我国国家机关行为极不规范之状态由此“可见一斑”。那么何以至此呢？

      笔者认为，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因为缺乏法律的规范，而一旦有法可依，政府机构的行为就会相对规范，如，由于有行政许可法，因此，虽然国家广电总局要“协调” “清除”害群之马，但广东广播电影电视局却表示：没有违规、违法行为，他们无权吊销执照；吊销执照应该由广东省工商局负责；他自己的言论应由他自己承担所有法律责任，跟他的影视公司无关。但不幸的是，当前，在我国，只有行政立法、行政许可以及行政处罚等少数规范特殊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，因此，制定规范国家机关一般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可谓是已经刻不容缓；否则，所谓“倾巢之下没用完卵”，就像谁也无法预测在牛奶、鸡蛋后，还有什么食品会被“三聚氰胺”侵蚀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可能要被“协调”予以“清除”者！